“骨氣”和“底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砥礪前行的精神根基，也是中華文明綿延相繼、因革損益的力量之源。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和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接連兩次提到“骨氣”和“底氣”。他明確指出：“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這不僅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中國青年的親切關懷和殷切希望，也為整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漢代以降，儒學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所倡導的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等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已融入中國人的血脈，成為中華民族的獨特標識。尤其在培養和塑造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方面，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經過一百年艱苦奮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極大增強和提升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儒學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回應時代關切，以“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為核心，繼續發揮“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的歷史作用，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儒學研究范式、學術體系和思想體系，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厚植于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文明，增強、提升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偉大實踐。
在中國古代社會，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培養和塑造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方面更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孔子的“仁者愛人”（《論語》），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渠語錄》），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了中國人以天下為己任、敢于擔當的家國情懷和舍生取義、保家衛國、勇于犧牲、甘于奉獻的民族氣節，從根本上鑄就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以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為代表，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斗爭，但最終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在內憂外患、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列強欺凌的百年恥辱得以雪洗，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得到極大增強。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社會主義建設和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積貧積弱、“一窮二白”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偉大勝利，創造了人類同疾病斗爭史上又一個英勇壯舉。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增強和提升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立足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具體實際，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這正是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不斷得到增強和提升的根本之所在。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增強和提升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為宗旨，推進儒學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儒學自孔子創立以來，歷經先秦儒學、漢唐經學、宋明理學、清初樸學、近代新經學、現代新儒學等不同發展階段。在此過程中，儒學在保留其核心價值不變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充分借鑒其他學派思想不斷進行自我改造升級，如宋明理學會通佛道、現代新儒家貫通中西，體現出鮮明的“可塑性”特征。改革開放以來，儒學積極適應現代社會發展方向和世界哲學主導思潮，立足現代性、民族性，努力進行儒學理論的哲學建構，呈現出多樣化的理論形態，如“情本體”（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天人、知行、情景”合一論、“一分為三”說、和合學、新仁學、情感儒學、生活儒學、現象學儒學、鄉村儒學、社會儒學、文化儒學、經濟儒學等，都試圖透過創造性的詮釋，使作為“地方性”知識的儒學獲得全球化的普遍意義。誠然，儒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一是由于單純對純粹學術的追求使得思想與學術之間出現“分離”，儒學研究更多展現為一種哲學思想史的研究，忽視對哲學問題的回應以及對哲學理論的處理，往往變成“材料加常識”，學術性較強而思想性不足。二是以現代西方哲學學科范式建構當代儒學，“以西范中”傾向比較嚴重。如“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宋志明先生認為這是“偽問題”）以及儒學是否“在場”之爭論，其實質就是以西方哲學為圭臬來反觀中國哲學，缺乏文化自信。三是與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互動深度不夠。雖然“文化綜合創新論”和“馬魂、中體、西用”論為厘清中、西、馬三種文化資源在綜合創新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提供了學術范式，但在如何真正實現三者的融會貫通上缺乏縝密的理論建構。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儒學研究必須立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根本大局，以研究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構建富有新時代特色的哲學話語體系為導向，以融會貫通中、西、馬為核心，變“接著講”（馮友蘭）為“重新講”，積極回應時代關切，努力為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提供學理支撐，從而進一步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首先，變“接著講”為“重新講”。馮友蘭在《新理學·緒論》中說：“我們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接著講”就是把理學原來不明確的概念明確起來、解釋清楚，根本目的是要用中國的思想抗衡西方文化侵略。這在當時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當今世界已今非昔比，儒學研究應緊跟時代，變“接著講”為“重新講”。所謂“重新講”就是要堅守自身文化立場，切實打破和改變奉西方哲學為圭臬、以西范中的話語體系，保持民族性和獨立性，立足中華優秀文化資源與學術傳統，建構具有新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的儒學研究范式、學術體系以及思想體系。其次，積極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深度融合。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基礎。因此，儒學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科學方法和基本原理為指導，緊扣時代主題和中國國情，突出問題意識，從認識和改造世界、治國理政、道德建設等層面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互動融合，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推進儒學研究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最后，以思想性引領學術性。儒學研究要以堅實的學術研究為基礎，在中、西、馬互動的過程中，博采眾長，自我革新，回應哲學基本問題，提出原創性思想，使儒學發展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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